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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由重庆市法学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犯罪学学会特殊人群犯罪治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重庆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协办的“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研讨会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召开。来自部分省市高校专家学者及检察机关代表、实务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展开了深入讨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史卫忠出席会议并讲话。重庆市法学会副会长贺恒扬，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詹文渝，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尔贵，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阳勇出席会议并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挺受邀做主旨演讲。

以矫治理念为核心追求，并基于公共安全保障，对罪错未成年人应坚持“宽容不纵容”的整体政策。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宽容以“不纵容”为底线，“不纵容”应以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为补充，刑、行衔接织密分级干预体系。构建法定的罪错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分级干预体系，应完善公安机关矫治教育体系，明确适用标准，并将观护类矫治教育交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完善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明确适用对象、适用标准、适用程序并完善管理机制，以实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有效干预。

家长管教活动作为一项日常的教育行为，其边界何在以及法律该如何对家庭内部管教活动进行规制，是现代法律不得不面对的实操难题。界定家长管教边界，须全面梳理家长管教的规范现状，明晰家长管教的法律属性、家长管教权的权利规范构造、权利边界以及滥用家长管教权的归责模式与追责限度，有效建构宽严有度、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

应以人身危险性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重要评价因素，以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结合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大小作为对其处理的依据。同时，在刑罚圈扩大的背景下，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出罪路径，对新增积极预防类犯罪，给予未成年人实质出罪，在刑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这类罪名未成年人不构成犯罪，作为替代给予行政处罚+罚款，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教育与惩罚的良性互动。

公益诉讼以其既覆盖民事和行政领域，且兼具惩罚和预防功能的优势，成为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治理的新方案、新路径，但也面临受案范围界定难、责任主体认定难、配套机制不完善、部门协作不顺畅、参与综合治理不深入等问题。需要准确界定受案范围、强化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双向衔接、完善一体融合履职、突出数字赋能等手段，在持续完善机制，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协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网络平台、行业组织、学校、家庭开展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的全面、综合治理。协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安心、安全地享受网络时代的数字权利。

立足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标准尚不明确”“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调查核实难度比较大”“行政监管职责的边界模糊，网络监管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职责界限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侵权损害的惩戒不足”的“五重困境”出发，提出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恢复性司法“三大原则”指引下火博体育平台，对受损范围界定、责任归属、调查取证力度、惩罚性赔偿等提出“四点优化”建议，以期更好破解未成年人保护难题，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用网。

我国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报告机制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构想：在法律保障层面，需要明确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类型火博体育平台，进而厘清网络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责任边界；在参与主体方面，尝试探索“网络平台+X+警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犯罪报告模式；在犯罪报告内容方面，应当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线索扩大到侵害特殊群体犯罪线索。

综合53例儿童性侵犯罪重复受害样本，结合有关案情运用描述性统计归纳犯罪屡次发生的时空规律及相关人口特征、解析被害高危情境，并依据不同犯罪类型探讨儿童重复受害的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原因，进而提出可能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防止二次受害的常见措施是在特定地点强化巡逻力量与安保设施以增加犯罪难度、有范围地公布犯罪人信息并限制其进入特定区域以分隔活动轨迹、为被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在其基础上，采取措施搭建更加友好且高效的保护体系，如完善被害儿童信息登记簿、成立被害儿童对话工作小组、适用个案管理评估儿童心理状况、尝试普及互动式性安全教育以及开展被害儿童去污名化宣传等方式。

从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环境等方面火博体育平台，深入剖析了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异的成因。她认为，正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性别差异，分析未成年人不同性别犯罪特点，有利于构建更加精细科学的差别化防治体系。应将性别差别化防治理念融入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处遇程序及社会支持防治机制中，构建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别化防治体系，推动少年司法及少年犯罪防治体系精细化、科学化、现实化。

分享了法治副校长为该校法治教育注入的新活力，带来的显著变化。她表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旨在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而法治副校长的引入，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法治副校长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不仅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能够将法律知识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法治教育。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

如何帮助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重新恢复与周遭社会的正常联系，如何帮助其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是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否则便是“案结事未了”，后患无穷。检察机关利用自身已经建设得比较成熟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火博体育平台，积极地向诉讼程序前端和后端延伸与覆盖自身的资源优势，为推进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全面恢复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实践，在本质上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良性运作来推动整个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全面构筑火博体育平台，彰显了检察机关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自觉使命。

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司法转处内含着优先性、法定性、相称性的三重转处要求。其中，相称性要求转处的实行应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福祉需求相匹配。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司法转处的内容之一，相称性的实现有赖于个别化处遇原则在制度适用中的深入介入与广泛延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制于社会调查前置程序功能不显、附带条件独立属性认知不足、监督考察方式不当等因素的影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矫治功能优势尚未得到有力彰显。为促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效能的最优化实现，应始终遵循个别化处遇原则，重点关注案件所涉的“人”，发挥社会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矫治依据的司法适用价值；在明确附带条件独立地位与价值属性的基础上，设定与未成年人在案反映出的矫治需求相适应的具体矫治措施；并辅之以全面、动态化的评估路径考察被监督考察对象的矫治效果以及是否实现社会化回归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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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列车，车轮滚滚向前，老站台被留在身后，一点点淡出视野。但还有很多人记得它，记得慢车时代的生活方式。松江大学城学子小拾由此获得了实惠便捷地去外地旅行的机会，居住松江的宋晨借绿皮车每日往返市区通勤上班，1990年代住在松江的小玉则记得买站台票与亲友迎来送往的一幕幕，以及站台上混合着热气和叫卖声的豆干、玉米、茶叶蛋。

据铁路上海站资料，松江北站，即原松江火车站，历史悠久，是沪杭铁路上的重要站点。1906年11月，苏浙铁路（沪杭线）动工兴建。1908年3月，上海至枫泾段率先建成通车，松江县境内展开铁路运输的历史篇章。1909年7月28日，沪杭线全线通车，松江县境内沪杭铁路的长度为39.9千米。1937年9月日军侵华时火博体育平台，将站屋炸毁，1941年该站再次重建，当时所建设的站屋主体结构一直沿用到上世纪末。

2000年出生的交通迷小拾，在松江大学城读书的四年间，曾在松江北站有过六七十次的穿梭，这里的绿皮车票价便宜、交通便捷，不会给想旅游的“穷学生”带来很大的出行压力。如今小拾已是工作族，12月9日下班后，他特意买了从上海南20:21出发经停松江北的K287次车，也是当晚停靠松江北的最后一趟普速客运列车，送别这座承载他青春的站台。

“由于线路施工限速，这班（K287次）列车的速度始终不高。”复旦舆图社是复旦大学地理类社团，在推文中对松江北的最后一夜进行了详细记述。“低速缓行，让告别又多了几分仪式感。在这班有座与无座都售罄、满载着晃悠着的列车上，扎堆站满了车友：从高中到大学，年龄参差，但嘴里手机里话题一致、长枪短炮的装备相似——即使并不相认，只要紧挨着挤在车里，都会开始交流曾经的旅程与今天的告别。”

那天与句号同来的，还有他所在的同济大学交通文化与城市发展协会的会长沈璧君。沈璧君今年大四，已在公司实习，他是当天下午两点多，临时起意要去送送松江北站的。在现场，沈璧君突然觉得缺点什么——唱《送别》告别一个站、一辆车，这在“交通迷”里不是第一次。“长亭外！”他开嗓唱了第一句，很快，大家举着手机跟了上来。

松江北站，或者说松江站，对宋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宋晨在松江住了12年，骑车去松江北站只要几分钟。自从工作换到徐汇区后，三年里，他几乎每天搭乘早上7:46发车的绿皮火车，坐13或14号车厢的座位，于8:15抵达上海南站，出6号口去徐汇上班。今年5月车站改名后，宋晨还是习惯叫它“松江站”。因为坐车太多，车站停用前的最后两个月，他的通勤费几乎都是用火车积分兑的。“想到以后不再坐这条线了火博体育平台，通勤路都变得很珍贵。”

这趟列车在他的印象里，平日乘客是不多的，他乘车前20分钟基本都能买上票。因为“松江站”并非首发站，他在下班路上，会看到去往山西或湖北方向的打算在车上睡一晚的人火博体育平台，老人、农民工或学生居多。上班路上，他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上班族面孔，还有一个年长些、一个很年轻的列车员。车搭久了，大家略一点头，存一些君子之交。

“松江站”对宋晨是一种日常，但也有很多不平常。住在松江老城这么些年，他爱上了坐慢火车旅行。从“松江站”出发，两条线路，一条去浙江，一条去江西火博体育平台，大站小站，他挨个晃过去，一张张车票打出来，不知不觉打卡了二十多个城市。到一处，他也会留心看看车站，有时不自觉拿它们和家门口的“松江站”比较，“这个小站候车厅只有二十多个位子，比松江站还小。”

沿着站台的墙根，她试图侥幸找到一个口子偷窥轨道，没有成功。她想到自己童年时，松江站附近的铁道是没有围墙的，老人跨过铁轨去种田，小孩子午休时偷跑去看火车。小玉惦记的是轨道边的矮桑树，开春季节，小学校门口有人兜售蚕宝宝籽，铺在报纸上，一片片剪下来卖。午休时，她溜去偷桑叶，“谨慎地穿过轨道、心虚地避开桑农，却在返途被班主任抓了包。罚了站、叫了家长，却没有没收桑叶，除了每人脑瓜‘挨了几个毛栗子’（注：敲敲脑袋），蚕宝宝的口粮也算落实到位了。”

彼时母亲还在湖南常德教书，祖辈也多在湖南，后续才一一回松江。那个年代是有站台票的，每年寒暑假母亲会来团聚，有时是祖辈们，小玉和爸爸会提前几天在车站边的邮局打长途电话确认好车次，再去站台接人。“当时一个较为固定的团聚流程基本是：写信提出‘面基’需求——回信或电报确认及落实细节——一方出发/另一方买站台票去接。”

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至上海间的旅程差不多是三天。小站台、绿皮车带给小玉的回忆，透着暖黄色的滤镜。她记得坐车时，家里会买两张卧票和一张站票，大多时候坐着的都是爸爸。春运时票难买，小孩儿常被安置到椅背上坐着。不同于现在，小孩当时在车上是受欢迎的，人见着都要逗弄一番，不然拿什么消磨漫漫长路呢？车上还有小鸡小鸭、小鱼小虾，经停下来时，小贩们争先恐后地往窗口塞吃食，玉米、豆干、茶叶蛋都冒着热气，小孩总是馋，妈妈总是在强调，“豆干不好吃的哦，不知道他们放了多久。”有时，长辈在经停时下车买点东西，会让小玉紧张得不行，“怕爸妈被车丢下，在小孩子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

要到后面火博体育平台，莘松高速道路和巴士线才开出来，再是地铁9号线通到松江；与此同时，电报、长途电话的时代也过去了火博体育平台，拷机、大哥大、小灵通手机、智能手机……想去哪里都很快，想联系谁变成了几秒钟的事情，科技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不觉间飞速推进。父母老了，奶奶、外公、外婆都已离开世界，车站也老了而后停用。一个时代过去了。

此外，老松江站的位置“尴尬”地横亘在松江的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已久。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沪昆铁路松江段外迁工程完工后，打破了松江城区因沪昆铁路穿城而过带来的空间分割局面，能更好实现城市用地集约利用，对进一步促进松江南部区域及周边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完善提升现有交通体系，助力提升上海西南片区交通辐射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老松江站南面约2公里处，原松江南站是2010年10月26日随着沪杭高铁一起开通运营的。当前，松江区正围绕上海松江站全力打造上海西南门户枢纽——“松江枢纽”，其将有效发挥面向长三角的枢纽衔接作用。上海松江站便是松江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松江南站站房基础上向北扩建沪苏湖高铁和沪昆铁路改线的站场及站房而成，将成为沪苏湖高铁沿线8个车站中的最大站。

“或许对我们、对车友、对松江站来说，这是松江站116年沧桑奉献史最值得纪念的尾声；但对上海松江站、对上海这座城市、对铁路总公司和每一个铁路工作人员而言，这也是中国城市、中国铁路的有机更新路上经过的又一个界碑，是比起怀念更应该向前展望的新篇章的起点。”复旦舆图社在纪念推文中写道。小拾也突然想起，告别的那夜，“交通迷们”对站台工作人员们喊过的那句——“二十多天后，我们上海松江站再见！”